自古"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难攻，粮草富足，因此每当统一王朝瓦解之时，这里的起义和盘据就闻风而动，纷纷竖立旌旗，宣布独立自治戊进入无政府状态；而当天下巳定，硝烟散尽之时，这块窝在山地里的盆地尚未被纳入统一的国界，要统治者尽最后的努力来收复它。所以蜀地向来是封建王朝统治者特别重视和担忧的一个地域。

宋太祖平蜀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北宋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宋太祖兴兵攻伐后蜀，次年一月后蜀向宋朝投降。可是在整个北宋，关于蜀地再叛的传言始终没有停止过。

据《宋史》纪录，北宋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著名的预言："岁在甲 午，蜀且有变"，而这条蜚语又与某些"逻辑"若合符节，让北宋统治者深感不安。从历史上看，公元934年正月，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设后蜀，形成盘据政权，这一年正好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淳化四年二月，王小波率众攻掠州县，引发宋代历史上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正好也是干支纪 年的甲午年。根据预言的说法，王小波、李顺起义六十年后的甲午年，也就是宋仁宗皇祐六年，蜀地还会再次发作战乱。

这就使恰当政的仁宗君臣不得不提高警惕，对蜀地予以高度注意。王小波起义蜀地在仁宗年间，社会局势一向安宁，泛起了恒久的太平气象。但由于蜀中事故频仍的不良记载，以及预言的影响，朝廷对蜀地的疑心并未消除。在皇祐四年年底，宋仁宗任命程戡担任益州知州时，特地对程戡做出了"为联再行，即召公为执政"的答应，要求程戡小心治理，防患于未然。

程戡到蜀之后，对蜀地接纳高压管 治 政 策，用严刑峻法震慑蜀民，严 格限制民间运动。其时蜀地有祭拜灌口二郎神的传统，程戡都将这种祭神演出看成谋反予以镇压，"琳捕其首斩之，而配其社人于内地"，可见对蜀人的疑心之重。

二、恐惧警戒，以蜀为忧"逢甲午必乱"的预言，始终让朝廷对蜀地的治理忧心忡忡。这一切都泉源于蜀地特殊的拟态情况。"拟态情况"指的是以客观现实情况为蓝本，但并不是对其"镜子式"的摹写和再现，而是流传前言通过对一系列象征性事件或信息有选择地举行加工和重构后，向人们提示和出现的情况，也称为"象征性现实"，因此不行制止地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偏移。

蜀地出于对蜀地的重要性和离心性的认识，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建构的拟态情况，成为宋朝统治者在蜀地实施特殊化政策和信息管控的基础和依据。四川盆地向来地险且远，天日万里，信息闭塞，难以通达，朝廷平时对蜀地信息难以实时掌握，一旦发生紧迫情况，就会是一个大问题。宋代四川地广人众，地形庞大，夷汉聚居，经济文化生长水平迥异，民族矛盾突出，越发大了这一地域的治理难度。在北宋统治者眼中，蜀人"民俗轻悍，人心易动，民情易摇"，是一个事故易生、危机四伏，需要高度重 视、严加防范的地域。

再加上北宋建设后，朝廷对蜀地钱粮很重，常税之外又加征新税，民怨颇大。同时由于蜀地僻远，官员多不乐往，朝廷遂将贬谪、犯赃之官派往蜀地任用，越发造成吏治松弛和官民矛盾的激化。

北宋政权在遭遇反常天象、自然灾害时，对蜀地的防范尤为严密。宋真宗景德三年四月，"西南方有大星，占者谓应在蜀分。上恻然动心，以为蜀去朝廷远，民之痛苦尤难知，天有异象，可畏不行忽，其择廷臣之贤而通世务者往绥"，唯恐蜀地发生事故。

所以苏辙说"星变一出，则恐惧警戒，以蜀为忧"。三、蜀地杂乱，蜚语四起皇祐五年，距离预言中的甲午年越来越近，宋朝抚慰蜀地民众的政策一个接着一个下到达蜀地。正月，朝廷下诏整顿蜀地吏治，对"贪滥苛刻、庸懦疾病、害民妨务者"加以处置惩罚；四月又因益、梓、利三路蚕事薄收，下诏免去先增上供绢三年；八月命盐铁判官燕度亲赴蜀中考察盐井利害，"时言者谓前后甲午蜀再乱，忧明年复有变，故遣度往治盐，因预为之 防"。这些旨在抚慰蜀地民众的惠民政策，都出于朝廷对"甲午再乱"的忧虑。

侬智高朝廷在紧张部署种种预防蜀乱的措施，但实际上蜀地颇为平静。燕度入蜀后经由视察，自信地向仁宗保 证"甲午必无事"，朝廷因此在七月将程戡调回朝升为参知政事。

可是就在程戡前脚刚走，却传来广西壮侬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消息，蜀地民众情绪急剧失控，迅速形成对"甲午再乱"的大恐慌。侬智高起兵反宋始于皇祐四年四月。可是狄青在皇祐五年正月便击溃侬智高主力，侬智高被迫西逃，一度销声匿迹。

可是皇祐五年，蜀地民众获得他进入大理的消息后，这一消息很快与"甲午再乱"的预言联系起来，蜀地住民陷入焦虑与恐慌之中，其时"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 闻，京师震惊"。宋仁宗获得陈诉后，任命益州路转运使高良夫"摄守事"，但高良夫面临蜚语体现得相当恐慌，"移兵屯边郡，益调分外射手，发民筑城，日夜不得休息"。

这一处置越发加剧了局势的紧张，"蜀人久不见兵革，惧 甚，汹汹待乱"，导致整个社会情绪完全失控。蜀地陷入杂乱后，又让朝廷的判断发生了失误。宋仁宗"发陕西步骑戍蜀，兵仗络绎，相望于道"，致使事态继续恶化。为防止发生叛乱，宋仁宗派老练的张方平入蜀。

张方平认为"智高寇我 ，此必妄也。当以静镇之"，他不相信大剖析资助侬智高寇蜀，这个消息很可能是编造的。张方平入蜀后，张方平停止种种备战运动，缓和民间的紧张情绪，努力追查事情的原委，迅速切断消息的泉源。

这一做法对平息恐慌、稳定局势起到显著的效果。在掌握侬智高已死于大理后，张方平在第二年新年举行了一场稳定民心的灯会，通过释放出来的自信，稳定了成都民众的紧张情绪。

这场从皇祐四年底到至和元年头的两年多时间里，上至天子下至民众都极为关注的政治事件获得彻底平息。四、拟态情况，错误认知 北宋政府对蜀地"甲午复乱"的认识，是典型的通过对信息的有意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给自己构筑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拟态情况"。宋代的信息流传相对比力蓬勃，其时的人们的行为，普遍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流传前言经由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情况)，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

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水平上需要经由流传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由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行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发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拟态情况"强调了信息流传对舆论的强大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公共流传营造"意见情况"的庞大能力。

由于传言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恒久的、潜移默化的、造就的历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现实中的行为和选择。

就蜀地来说，地理上号称天下至险，军事上易守难攻，经济上物阜民丰，因此难于控驭。加上。

"蜀远万里，叫呼难闻"，信息比力闭塞，这一地域的治理难度很大，是一个事故易生、危机四伏，需要高度重 视、严加防范的地域。这种认识既有主观想象的因素，也有客观的现实身分。所以北宋统治者对这一地域一直实行特殊化政策，同时密切关注动向。正是因为对蜀地的担忧，所以北宋政府对来自蜀地的信息都市举行选择和加工，来自蜀地的信息并不是现实情况"镜子"式的再现。

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运动是在看不见的前言内部举行的，所以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情况"作为客观情况自己来看待。拟态情况是与现实社会情况相对的，现实情况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情况，拟态情况是通过公共前言有选择性地今"提示"而结构出一个符号化的信息情况。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种种信息在种种目的之下，拟态情况与现实情况的负向背离，足以通过影响社会认知带来危害。

五、止讹之术，在乎识断如何破解蜀地"甲午复乱"的拟态情况？曾任益州知州的张咏说过："止讹之术，在乎识断，不在厌胜"。"识断"的意思是有决断而有识见，临事坚决，深谋远虑，这才是平息蜚语、打破拟态情况的制胜法宝。宋代大儒程顥之父程珦知汉州时，于中元节在开元寺设宴宴请乡贤五老。

酒喝到一半时，寺外有人大呼见到佛光，寺中之人纷踊而出，观者腾踏，不行克制。唯有程珦安坐不动，"顷之乃定"。出去的人看到外面并无佛光，也都怏怏而回。

这就是用"识断"打破蜚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北宋时期，蜀地因其重要性和离心性牵动着统治者敏感的神经，使其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彷徨和纠结。治蜀方略的选择和制定应取决于社会形势，具有恩威并施，宽严联合，宽猛兼济的特点。

蜚语的兴起和变化，调动了各方气力，使朝廷调整了部门酷政，改善了蜀地的政治情况，朝廷也消除了恒久以来甲午蜀地再乱的心理大患，这也许是蜀地拟态情况的一个正面功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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